福建話的沒落與復興：
— Benedict Anderson
簡介
閩、粵、客等語言除了在中國南部有龐大的使用人口之外，在世界各地也有大量的使用者。單是福建話（閩南語）的使用人數就高達兩千五百萬，大約是瑞典總人口的2.5倍。雖然瑞典語的母語使用者並沒有福建話來得多，但它卻沒有失傳的危機，反而是使用人口比瑞典語多出好幾倍的福建話卻面臨絕跡。這是因為福建話使用者漸漸地放棄自身的母語，改說北京話（又稱華語、普通話、官話）。
一提到語言滅亡，有些人會覺得無奈。但更多人會將之歸咎於全球化，或說這是現代發展的必然現象。其實中國各地的語言當今所面臨之滅絕危機，乃十九世紀興起的思想意識所引發，並非「全球化」或「發展的必然現象」。此展覽將釐清大眾對語言消失的迷思，並對「華語」和「漢族」這兩個概念，進行更深層次的探索。
內容重點
第一章
中國語言的歷史
語言學界認為漢語源自於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隨著這個文明的擴張，往北擴散的人口與北方的遊牧民族通婚；往南遷徙的人口則跟中國南方的原住民結婚生子，語言也往不同的方向發展。
《漢書·地理志》對於南方的原住民有這麼一段記載：
「自交趾（越南北部及中國南部）至會稽（中國上海）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
中國古籍把中國南方的原住民稱為「百越人」。古籍通常以誇張的手法將他們描述成未開化的「蠻人」，甚至聲稱這些人是「蛇種」。
百越
福建省的簡稱「閩」字裡有個「虫」字，即是「蛇」的意思。
虫 = 蛇
《開元錄》提到姓「黃」與姓「林」的都是這些原住民的後裔。許多古籍都記載了明朝（1368–1644）以前的中國南部有大量原住民人口。這一點考古學界也能夠證明。
「閩縣越州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種，有五姓謂林黃是其裔。」
—《開元錄》
像這樣的銅鼓源自於雲南的滇文化。此文化沿著紅河往下流傳播至當今越南北部的紅河三角洲。公元43年後，銅鼓文化往東、往南四處散播，包括了現今的中國南部及東南亞。
根據中國古籍的記載，這類銅鼓是「俚人」與「獠人」首領的寶物。雖然「俚人」與「獠人」後來漸漸被中國文化所同化，但遲至16世紀的古籍中仍然有關於這些人的記載。
考古學家在越南河內和中國廣州之間的地域發掘了超過四百個銅鼓，當中不少印有類似圖紋。這些圖文顯示了古時候中國南方的物質文化是什麼樣子的。
當今中國南方人的血統有多少成源自中原，有多少成來自原住民則無法考究了。古時候南方的原住民說些什麼語言也不得而知。不過，我們仍舊能夠從南部閩、粵、客諸語看得出中國南方的人跟目前的少數民族有關係。我們依然能夠在中國閩、粵、客等南方的語言中找的到壯、侗、苗、瑤及南島語言的蛛絲馬跡。¹
把中國南方語言的語法和詞彙跟鄰近的語言做比較，可以看得出古時候中國南方越人的語言痕跡。這些遠古的詞彙都還能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聽得見。
請按箭頭查看詞彙的差異
英語/馬來話
•
Suitable
北方話/普通話
•
啱
ngaam
others
适合
shì hé
•
中國南北的基因差異。
儘管現今中國大部分的人都被歸納為同一個民族——「漢族」，但現代遺傳學基因分析顯示，南方與北方人口的基因結構存有差異，而母系基因的差異則更為顯著。南北基因差異最顯著的邊界就位於離長江不遠的秦嶺—淮河線。²
中國南方百越人
南方的原住民跟來自北方的移民通婚漸漸融合，但並不意味他們的語言及文化都大同小異，也不代表各籍貫人士都認為大家都同屬一個民族。
來自廣東順德的黃節在1907年撰寫《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時寫道：「廣東種族有曰客家、福佬（海陸豐、潮州）二族，非粵種，亦非漢種」。對這位廣府人而言，廣東省內的另兩大語言社群跟他本身並不同屬一個種族。
1907年的《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把客家、福佬（海陸豐、潮州）人放在不同類別，跟操粵語者不屬於同一種人。
客家人跟其他社群最明顯的文化差異之一便是客家女子不奉行纏足的習俗。
第二章
口頭語言
語言學家普遍認為漢語跟歐洲的整個日耳曼或羅曼語族的內部差異不相上下。
這兩個精簡的系屬分類圖表將歐洲的語言跟中國的語言做比較
漢語可以分成七大語支：北語、吳語、贛語、湘語、客家、粵語與閩語。福建話是閩語支的一種語言；普通話是北語支的一種語言；而廣州話是粵語支的一種語言。
福建話是閩語支的一種語言；普通話是北語支的一種語言；而廣州話是粵語支的一種語言。
它們之間差異有多大？
要衡量兩種語言之間有多相似，其中一種方式是拿兩種語言的同源詞數量來做比較。同源詞即是來自同一個源頭的詞彙。我們可以利用語言學家斯瓦迪士所整理的兩百個基本單詞，拿幾個中國城市的地方語言來做比較。
House
英語
Huis
荷蘭語
Haus
德語
這些是英語、荷蘭語及德語的同源詞。
福建廈門話跟北京話（華語或普通話）兩個語言的基本詞彙的同源詞百分比為49%
兩者看來相似度很高，但若拿歐洲各國的語言來做比較的話，英語與德語的基本詞彙同源比例為59%，比廈門話和北京話的相似度更高達十個百分點。³
第三章
官方的書面語文:
文言文
以前，儘管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各地的口頭語言各不相同，但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與社會精英書寫時都使用同一種語文——「文言文」。無論是詞彙或語法，文言文跟口頭語言的差異都很大，兩千年來就純粹只用來書寫，沒有人使用文言文作日常口語溝通。這種雙語並存、言文不一致的現象叫「言文二途」。語言學家相信，文言文源自於公元前六世紀末期至二世紀初期中國的中原地區。
這種書面語文逐漸傳播到中國各地及東亞其他國家，成為大東亞地區官員與文人共用的語文。它的地位跟歐洲的拉丁文和南亞的梵文非常相似。由於文言文很難學，二十世紀的上半葉東亞各國都逐漸放棄使用這種語文。
《論語》《史記》《孟子》《左傳》等古籍中的文字與語法成為了各地文人的模仿對象。
各地文人在學習文言文時都必須靠死記硬背。
如今已經沒有人知道文言文原本是該如何發音了。每個地方都有各自傳統的唸法。各地的讀音不相同原因有很多。
文言文剛傳入該地區的時候的讀音、當地的本土語言、時代的演變、鄰近大城市及行政中心的語言，還有跟當地人民有來往的外族語言都對一個地方的文言文唸法有影響。
請按箭頭看同一句文言文在不同的語言是如何唸出來的。
Hokkien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Iú pêng tsū uán-hong lâi, put e̍k lo̍k hoo
打個比方，「j」在不同的歐洲語言有不同的發音。
J
英國話
/dʒ/
‘jar’
J
德國話
/j/
‘ya’
J
西班牙話
/χ/
‘ha’
您知不知道？
訓讀
Hùn-tho̍k
1. 北方人有時候會把文言文的「廿」唸成「二十 èr shí」
2. 廣東人有時候會把文言文的「此處」唸成「呢度 ni1 dou6」
3. 福建人有時候會把文言文的「如此」唸成「按呢 án-ne」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まなびて ときに これを ならう、また よろこばしからず や
(Manabite toki-ni kore-wo narau, mata yorokobashikarazu ya)
朝鮮把訓讀稱為「口訣」。這張《舊譯仁王經》所顯示的是十三世紀的朝鮮人在文言文上加註助詞，以方便閱讀。
歐洲古時候也有類似訓讀的現象。中世紀中期，許多拉丁文獻也添加各地百姓的口頭語言，如英語、法語、德語、愛爾蘭語等，以方便不懂拉丁文的普羅大眾理解拉丁文內容。
破解謠言
民間傳言說：「中國各地語言各不相同，但書寫方式都一樣」，其中一個導因便是這種「言文二途」的現象引起的。
有些人時常會說秦始皇統一語言來合理化普通話取代其他語言的現象。事實上，秦始皇只統一文字，並非統一語言。
第四章
非官方的書面語文:
白話文
文言文在大東亞地區是一個高級別、非常有影響力的語文。東亞各地人民從文言文取材，拿文言文書籍上的文字來加工，創造出另一套可以用來記載口頭語言的文字。
日本假名
日本人在平安時代（794–1185）就開始把文言文書籍上的文字簡化，創造了另一套能記載日本口頭語的「假名」。自那時起，日本人在正式的場合會使用文言文書寫，而在非正式的場合則通常會用假名來記錄日本語。以前的歐洲各國也有拉丁文跟本土語文「雙文並用」的現象。
東亞各地人民從文言文取材，拿文言文書籍上的文字來加工，創造出另一套可以用來記載口頭語言的文字。
越南文
至於中國及越南，人們則採用了形聲造字法與假借法，來創造另一套適用於記載當地語言的文字。在中國，這些文字後來被稱為「白話文」或「方言字」。自十三世紀起，越南人也開始利用文言文書籍上的文字來製造另一套能記載本土語言的文字——「𡨸喃」。
Chữ Nôm
中國明朝永樂帝 1407 年侵略越南後,𡨸喃的發展遭遇中斷,直到 17 世紀才漸漸恢復。法國殖民政府於 1910 年廢除「𡨸喃」，推行羅馬字。⁴
越南人用文言文裡的字拿來加工，製造出「𡨸喃」以記錄越南語。
您知不知道？
漢字並非都是象形文字
漢字並非都是象形文字，可以通過訓讀的方式隨意更改漢字的讀音。實際上，大部分的漢字都是形聲字，一個字的發音都受到聲旁的約束。因此，民間流傳中國各地的語言都「共用」同一個書面語文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二十世紀之前，文言文固然是大東亞地區通行最廣的正式文字。即便是那個時候，各地都有用於非正式場合的白話文。當今所謂的「中文」就是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時升級取代文言文官方地位的北方白話文。
南方人如目前的香港人朗讀中文（北方文字）的現象，就好比意大利人拿起西班牙文的書籍，以意大利的發音朗讀西班牙文。
破解謠言
許多人以為漢字都是象形、表意文字。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抽象概念是難以用象形及表意文字來書寫的。這兩類漢字少之又少，大部分的漢字都是形聲字。
很多人聲稱漢字只是符號，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隨意用不同地方的發音唸出來。這個迷思讓人誤以為中國各地的語言都能「共用」同一種書面語。
中國北方文（華文或中文）
從十世紀開始，佛教文獻如敦煌的變文、講經文便開始出現北方文（華文或中文）。
另一類有更多北方文的文獻是宋朝與明朝時期的儒者語錄。
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有更多北方文的文學作品漸漸出現。《水滸傳》《紅樓夢》等著作就是以北方文摻雜文言文書寫的小說。
不過，北方話（華語或普通話）並不是唯一能夠以文字書寫的中國語言。中國其他地區的語言，如廣東話、福建話、上海話等也有各自的白話文。許多少數民族的語言，如壯、白、侗、苗、瑤等族也發展出各自的白話文字。
這是壯文。壯話有點類似泰國話。
北方的白話文是遲至1920年五四運動時期才取代文言文，成為官方承認的語文。但中國其他地區的白話文卻未獲得相同待遇，反而被標籤為「方言字」。接下來的展覽將針對其原因做更深入的探討。
福建文（閩南文）和潮州文
迄今最老的福建文和潮州文文獻是一本於1566年重刊，標題為《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又稱《陳三五娘》的戲文。書的首頁標題上註明了是「重刊」。這意味著福建及潮州的文字歷史更為久遠。
《荔鏡記》
另一類有大量福建與潮州文字的文學作品是「歌仔冊」。這些作品大多數是長篇的敘事詩或勸世歌文。
歌仔冊
其他中國南方
白話文學
《閩都別記》是一部以福州文書寫的章回小說，全書長達四百回。
《海上花列傳》是一部以上海文書寫的小說。蘇州的彈詞小書也有大量的蘇州白話文。
廣東的曲藝唱本「木魚書」有大量用粵文書寫的作品。客家白話文能在山歌唱本找得到。
粵語木魚書
這些文學作品廣受普羅大眾的喜愛。但由於這類文學被士大夫們視為村野鄙夫之文，大部分出版物沒受到良好保存而遺失。除了文學作品之外，這些白話文字也時常用於書寫道教科儀書、合約、非正式的文件和印刷品等。
羅馬字刊物
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以羅馬字大量出版中國各地語言的書籍及刊物。
台約爾
倫敦傳道會的台約爾牧師在檳城居住了八年。他在檳城學會了福建話（閩南話）後把《伊索》寓言故事翻譯成羅馬字福建文。他的書於1843年在新加坡出版。福建文（閩南文）的羅馬字拼音系統在之後的幾十年間不斷演變，後來稱為「白話字」。
台約爾《伊索》(1843) 寓言譯本的第四章《鵝生金卵》。內容以漢字轉寫：有一个癡人，飼一隻鵝。一日生一粒卵：詳細看伊，乃是金卵，盡在歡喜。家己暗想講，我看這个鵝兮腹肚，腫腫（肥肥），內面毋知偌濟金佇底，共伊掠來刣，會得大富。就刣伊，破伊兮腹，無一項有。正是講叫貪心無得，無利巨失，就是按呢。
白話字在福建話（閩南話或台語）的通行地區廣為流傳。預計在巔峰時期，福建閩南地區的每三封信就有一封是以白話字書寫的。寄信時地址用羅馬字，郵差也能派送得到。⁵
台灣政府於2006年修訂、調整白話字系統，讓它能夠拼寫更多不同口音的閩南語，改稱為「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簡稱「台羅」）。
戴仁壽的《內外科看護學》 (1917)
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於1963年大選時的福建話演講稿也是以白話字書寫的。
以中國南方語言
出版的期刊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各地也開始出版各種不同語言的白話文報紙與期刊。第一份以北方文（華文或中文）書寫的報紙——《民報》於1873年出版。而在中國南方，也有以南方語言出版的報紙與期刊。
《潮聲》是1906年出版，以潮州文發行的報紙。
於1907與1908年以粵文出版的《廣東白話報》和《嶺南白話雜誌》。
由於文言文的地位顯赫，很有影響力。幾乎所有白話文文獻都摻雜了文言文。一個作品的文言文之多寡，須視風格與語氣而定。要硬性界定某個作品屬於白話文還是文言文並不容易。總的來說，文章風格越正式，就更像文言文。
有四種語文的火災警報指示——有英文、文言文、參雜了閩南文「火燒厝」的文言文、馬來爪夷文和淡米爾文。（1941 年由Harrison Forman於新加坡拍攝）
中國南方各個語言的文字發展跟北方文（華文或中文）很相似。但二十世紀開始，許多人受漢民族主義思潮影響，語言觀念開始轉變，中國非北方的語言與文字也開始遭到限制與打壓。
第五章
人人皆說福建話
二十世紀之前，中國各地都有自己的風俗習慣。語言使用方面也不太受干擾及限制。對於各地的人們而言，自己的語言就是正式的語言。
英國長老會的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於1873年在他的閩南語字典裡寫道：
「福建話並不是一個『方言』或者低俗的語言。整個社會，上至最顯赫的士大夫，下至最平庸的百姓都講福建話；無論是高級的知識分子，還是低下的村野鄙夫都說這個語言。」
相信是十八世紀初編寫的《渡江書十五音》。
各地的學校都使用本地的語言教學。市面上也有教導學生們本地讀音的教材。有一種稱為「十五音」的韻書在閩南與潮汕地區廣為流傳。以前，大多數受教育的人都通過這類字典學習閩南語及潮汕語的讀音。
在中國南方，通常只有少數的官員懂得說北方話（華語）。這個語言狀況一直維持至二十世紀為止。
中國朝廷位於北方，因此北方話是朝廷的官員們溝通的語言。也是這個原因，有人把北方話稱為「官話」。對南方人而言，北方人說話時聽起來就像朝廷官員們在講話。
英語「Mandarin」一詞源自十六世紀的葡萄牙語「mandarim」。這個詞可能有兩個起源：（一）梵文的「मन्त्रि mantri 」（官員之意）（二）葡萄牙語的「mandar」（命令之意）。⁶
雖然中國各個城鎮的地方語言都不相同，但每個語言都有各自的標準語。通常鄰近大城市的方言就是該地區的標準語。廈門話是閩南地區的通行語；廣州話是廣東及廣西部分地區的通行語；上海話是北吳語區的通行語。
不同人、不同語言
二十世紀之前的中國人並沒把中國各地的語言看成是同一種語言。以前的人們並不把北方話、廣東話、福建話、客家話等都視為同一個語言。把北方話等同為漢語，其餘都是方言的觀念是十九世紀末「漢民族主義」興起後才出現的概念。
十八世紀清朝文獻表示廣東地區的語言各不相通。對客語、粵語及潮語分佈之描述也已經跟現代語言學界的語言分佈非常相似。
「興寧、長樂音近於韶，謂『我』為『哎』。廣人呼為『哎子』。東至潮，語同閩，有音無字，與廣人語多不通。肇、高、廉、雷，土音畧與省會相合，而舌本强。廣州呼人曰『個』，畜曰『隻』；而諸郡相反。瓊島孤懸海外，音與潮同，雜以閩人。間有與廉州相似。」
—道光《廣東通志》（1731年）
1561年纂修的《廣東通志》說潮州話「侏㒧」，廣州話才是「正音」。從古文獻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得出各個語言群體對其他語言群體的看法：
「至若客民隸增者，雖世閱數傳，鄉音無改，入耳嘈嘈，不問而知其為異籍也。」
— 乾隆《增城縣志》
「潮人言語侏㒧，多與閩同，故有其音無其字，與諸郡之語每不相通。」
— 乾隆《潮州府志》（1762年）
1730年擔任惠州知府的河北人張渠說：
「省會言語，流寓多係官音，土著則雜閩語。新會、東莞平側互用。高、廉、雷、瓊之間，益侏㒧難解。」
「今蠻閩廣東、福建之域，宅五帝之子姓矣。其民有世系，其風俗同九州，其與沙漠之異族，舞干戚而盜帝位者，其可同乎？」
— 章炳麟《訄書》(1899)
章炳麟之所以需要說服他的讀者把廣東人和福建人視為九州（中國）人，不應當跟沙漠的「異族」一齊歸納為野蠻人，就可看得出那時候這些精英，並沒把廣東人和福建人視為同一種人。
第六章
誰才算是「漢族」？
現今90%以上的中國人都自稱是「漢族」。但「漢」這個字在二十世紀之前並非指一個民族。「漢」只是中國域外，如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國農耕社會的統稱。「漢人」這個稱謂就像「馬來西亞人」那樣，並非指一個民族。
目前自稱是「漢族」的人的祖先並非同一個民族。
遲至二十世紀末，許多馬來西亞人的報生紙上仍然把福建人和潮州人區分為兩個不同的群體。
馬來西亞國民登記局的族群分類法，依然保留了二十世紀「漢民族主義」興起之前的社群劃分法。福建人、客家人、廣東人、潮州人等對當時的人而言，都是不同的群體。
以前的報生紙把福建人和潮州人當成兩個不同的群體。
十六世紀的《謨區查抄本》把菲律賓馬尼拉的福建人（常來人）與客家人當成兩個群體。
《謨區查抄本》裡的福建人（常來人）與客家人的描繪。
越南政府也把居住在邊界地區說粵語和客家話的社群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族群——「 𠊛𠊎 Người Ngái」和「𠊛山由 Người Sán Dìu」。客語群與粵語群在越南並沒被合併為「漢族」。
這張照片攝於越南河內民族學博物館，顯示了越南境內的各個民族。 「山由 Sán Dìu 」和「𠊎 Ngái」是住在越南北部操粵語及客語人口。而「華 Hoa」是依據漢民族主義的定義製造出來的族群，用來指所有從中國移民到越南大城市的中國人後裔。「華族 Hoa」包含了城市裡的粵語及客語人口，即便「山由 Sán Dìu 」和「𠊎 Ngái」也操粵語及客語。 可見族群分類是隨機的。
古籍裡的「漢人」
「漢人」這一詞古籍裡固然是有的。不過大多數所指的是兩千年前西漢（公元前202–公元23）和東漢（公元25–220）時期的人。「漢人」指的是被漢朝這個政體統治的人口，並非指一個民族。漢朝滅亡了之後就沒再使用了。
一直到元朝蒙古人統治時期（1271–1368）「漢人」這個詞又重新出現。蒙古人把他們統治下的人口分為四個階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現代大部分中國的南方人都自稱是「漢人」，但在蒙古人統治下，他們的祖先並非「漢人」，而是「南人」。反而住在部分地區的契丹人和女真人卻被蒙古統治者視為「漢人」。
至於「漢族」這一詞在十九世紀之前更是罕見。「漢族」曾被一位朝鮮人用來指另一位朝鮮人，並非現代所指的「漢族」。此後這個詞就沒再出現了。⁷
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個宗族社會，以共同祖宗及家族作為組織單位，並不以民族來區分。「民族」的概念是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從西方經由日本傳入中國。「民族」的概念很快地被反滿清革命人士利用來對抗滿清政府。
中國的古籍裡並沒有「民族」這個詞彙。這個詞是「和製漢語」，是近代由日本製造，然後引進中國的外來詞。
傳統上，中國南方人通常會對外國人稱自己來自「唐山」，是「唐山人」（簡稱「唐人」）。但這個稱謂帶地理含義，並非指一個民族。
第七章
如何創造「漢族」？
元素一
共同敵人
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清朝的統治者開始關注到外國勢力介入。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了給日本。被一個前朝貢國打敗，對於中國的領導精英們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恥辱。因此有許多人前往日本和西方國家進修，希望學成後能把新知識帶回國。
其中一個他們從西方引入的理論是人類作為一種生物，是還能夠細分為不同的人種的。而許多中國人也把這個理論當成是科學真理。
元素二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種族主義
1897年12月，嚴復把托馬斯·赫胥黎的《天演論》翻譯成文言文。達爾文「物競天擇」的理論因此開始在中國傳播。達爾文的理論原本只用在不同的物種，但卻被套用在人類這一種物種上。這個理論因此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意思是人類社會中的各個社群相互競爭，最強的得以生存。
《Evolution and Ethics》的文言文譯本《天演論》
許多閱讀了《天演論》的人開始把當時候的政局看成是中國的「黃種人」在跟「白種人」競爭。
1899年百日維新改革失敗後，知識分子分成了兩大派。「改良派」主張繼續和平改革；「革命派」則主張推翻滿清政府。
對於革命派人士而言，「黃種人」這個分類法難以號召人民革命，已經不再適用。因為滿洲人也被視為是「黃種人」之一。革命派人士知道，他們必須製造出新的人種類別，才能把滿洲人排除為異己，以達到仇滿與逐滿的政治目的。⁸
元素三
創造共同祖先
1899年5月，革命派領袖章炳麟（章太炎）在他的書中寫了《客帝》一文，把滿洲人統治者形容為外來的異類。章炳麟的言論界定了誰才是「漢族」，成為建構現代「漢族」身份認同的始祖。
Tsiong
Péng-lîn
章炳麟
革命派將滿洲人形容得懦弱又腐敗，說他們是源自北方的外來統治者，並不屬於華夏。革命派認為若要拯救國家就得推翻滿清政府。
他們開始運用令人聞而生畏的「滅族」（全家族滅亡）概念，來製造新的字眼——「滅種」（全人種滅亡）。而「漢人」這個原本是滿洲人用來指農耕社會的稱謂，正好可以改為「漢族」成為革命派號召對象的稱謂。他們採用「族」這個字就是要在不同的宗族之間製造家族血緣關係。
清朝末年的知識分子們仍然知道司馬遷在《史記》裡曾提到一位叫「黃帝」的上古傳說人物。雖然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號人物確實曾經存在，但革命人士知道「黃帝」對他們有利用價值，可以用來排除滿洲人。他們便開始大勢宣傳「黃帝」，把他封為「漢族」的始祖。一旦不同宗族的人把「黃帝」視為共同的祖先，這些社群就瞬間變成了血親，革命人士就能號召更多人參與推翻清朝政府。
接下來的幾十年間，中國民國政府繼續利用政府機構推廣這位傳說人物。這些是學校課本跟鈔票上的黃帝畫像。
學校課本把黃帝宣傳為「漢族」的共同祖先。
銀行鈔票也印有黃帝像，以宣傳這號傳說人物。
排滿主義
為了激發仇滿情緒，鄒容在1903出版了一本旨在排斥滿洲人的宣傳冊子——《革命軍》。這本冊子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革命宣傳品。冊子的第四章把黃色人種細分為更多不同的人種，以明確界定「漢族」和「滿洲人」的分野。
Tsau
Iông
鄒容
革命軍 (1903)
根據鄒容的定義，中國人屬於「漢族」而滿洲人屬於「通古斯族」。他強調，要革命就要「剖清人種」。
為了讓他的讀者牢牢記住「黃帝是漢族的祖先」，鄒容不惜大費周章，在每一個章節都多次提及這號傳說人物。
製造外敵以激發漢族認同感
革命人士製造出來的「漢族」囊括各宗各族人士。清朝滅亡後，新上位的統治者繼續利用民族主義來集中權力。
排滿情緒在清朝滅亡之後很快就平息。但教育體系與社會精英們繼續宣揚民族主義。因為有了外敵，便能激發認同感，贏取支持。
「漢族」的概念把各個語言群體都包含在內，讓人口最多的北方話登上主導地位。
第八章
被少數化的大多數
閩南人航海的歷史始於11世紀。據明朝翻譯官馬歡記載，漳州人早在15世纪就已經在爪哇杜板定居。中國南方人，尤其是大量的福建閩南人移居台灣及東南亞，讓中國南方的語言，特別是福建話（閩南話）成為了台灣及南洋許多大城小鎮的通用語。
由於福建人在許多地方的人口都佔優勢，福建話崛起為南洋多個地區各族人民的共同語。這個現象尤其在馬來半島沿海城市，如：檳城、馬六甲與新加坡特別顯著。
從二十世紀起，福建話成了漢民族主義崛起的犧牲品。當福建人把自己視為是「漢族」的一部分後，自己就變成了少數群體。
「黃帝」與「漢族」的概念給予各籍貫的領袖們一個理由來塑造新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形成了之後，這些領袖便認為有必要尋求一個「共同語」。當各地的人被併入同一個群體、北京話升級成為主導語言後，其他的語言就被降級為「方言」。
馬來西亞的漢民族主義
馬來西亞的馬來裔與中國人後裔之間的對立，為漢民族主義者製造了「新的外敵」。不少福建裔領袖在受到漢民族主義的影響後，把北京話（華語）當成是他們的母語。
有些福建裔領袖甚至提倡要以北京話（華語）來取代自己的母語。漢民族主義給予這些人一個基礎去「團結華裔（漢族）」，以獲取支持來對抗他們眼中的「外敵」——馬來人。
這些福建會館的領袖們非常崇尚華語，以致連自己的母語都不要。
林連玉與沈慕羽都是閩南裔。但在民族主義感召下，這兩位福建裔領袖非常積極推廣北京話（華語）教育，而不是福建話教育。沈慕羽曾是中國國民黨黨員。他在馬六甲創辦了晨鐘夜學，甚至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推廣北京話，來取代自己的母語——福建話。
Lim Lian Geok
林連玉
林連玉身為福建裔領袖，非常積極推廣北京話（華語）教育。
Sim Mow Yu
沈慕羽
福建裔沈慕羽先生在馬六甲創辦了晨鐘夜學，積極鼓勵以北京話（華語）取代福建話。
福建裔沈慕羽先生在馬六甲創辦了晨鐘夜學，積極鼓勵以北京話（華語）取代福建話。
沈慕羽在馬六甲的晨鐘夜學。
馬六甲有一間展覽館把晨鐘夜學推動講北京話來取代閩南語為馬六甲華社共用語稱作是一個「功勞」。
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經由漢民族主義洗禮過的教育機構逐漸停止以自己的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轉向以北京話教學。
雖然這些教育機構聲稱提供「母語教育」，但實際上使用的並不是母語。反之，上個世紀還透過懲罰說母語的學生，限制真正母語的使用與發展。
第九章
語言系屬分類法持
雙重標準
語言學界普遍上認為兩個說不同方言的人是可以互相通話的。在1920年代之前，中國並沒有一個詞彙可以準確地表達這個科學概念。當西方的語言學概念在1920年代從日本傳入中國時，傳統的「方言」（即「地方語言」）被改用來翻譯西方科學定義中的方言。傳統的字眼換了新的定義之後，跟傳統「地方語言」的意思起了衝突，出現了混淆。¹⁰ 就傳統來說，凡是非朝廷所使用的語言都叫「方言」。
清朝年間就連英語、葡萄牙語、荷蘭語都被稱為「方言」。 但原本「地方語言」的意思被改為「之間可通話的語言變體」後，還繼續把歐洲各國的語言都稱為「方言」就顯得不妥了。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民間與學術界，特別是以北方文（華文或中文）書寫的文章，繼續使用「方言」來指無法互相通話的漢語，讓許多人產生誤解，以為中國的各個「方言」差異不及歐洲語言。
漢民族主義者推廣不正確的語言系屬分類法。
利用對「方言」意思的混淆
來消滅多元
把北京話（華語或普通話）等同為漢語，其餘都貶低為方言的既得利益者是已經懂得說北京話的精英。語言大一統能消滅差異，有助於一小撮精英集中更多權力。
香港中文大學的宋欣橋教授利用漢民族主義的邏輯聲稱講北方話的人和講粵語的人都屬於「漢族」，所以北方話和廣東話不能算是兩種語言。他也利用大眾對「方言」定義的混淆，聲稱粵語只能算是一個「方言」，不能成為香港人的母語。¹¹其言論於2018年在媒體上引起非議。
「漢民族主義」的
語言政策
大部分於二十世紀推行的語言政策都是以「漢族」為一體的邏輯為出發點。其他語言因此被統治精英貶低，在公共領域遭受打壓。台灣國民黨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甚至對這些語言下禁令。
1913年2月15日
中國民國政府把中國各地的語言視為方言，成立了「讀音統一會」以統一《音韻闡微》韻書中的讀音。讀音統一會的表決方式是以省為單位。無論每一個省有多少位代表，都只有一票表決權。這種表決方式讓北方語音得到優勢。
1920年1月12日
中國民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白話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在漢民族主義狂熱的年代，社會精英們認為北方文就是「語體文（白話文）」，南方的白話文只能算是方言文字。
1932年5月
中國民國政府教育部出版了以北京讀音為標準的字典——《國音常用字彙》，把北京的語言定為「正式」的漢語。
1946年4月2日
中國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後，在台灣發起「國語運動」。在學校被捉到說台語（福建話）、客家話和原住民語的學生都會被處罰。
1953年
台灣教育廳和新聞處禁止電影院設置台語（福建話）辯士（默片旁白員）。
1955年10月17日
台灣基督教會不准再印刷福建羅馬字（白話字）的刊物。
台灣政府下令禁止使用閩南語羅馬字。
1956年2月6日
中國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開始在公共領域以普通話（北京話）取代地方語言。
1958年2月11日
中國發佈普通話（北京話）的羅馬字拼音方案，將之命名為「漢語拼音」。這種命名法即是把北京話等同為漢語。
1959年11月
台灣戲院放映國語（北京話）片，不准加用台語（福建話）通譯，違者必須糾正或遭勒令停業。
1963年11月12日
台灣發佈《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準則》規定廣播電視台的播音語言必須以國語（北京話）為主，台語（福建話）和客家話的節目不可超過50%。
1972年12月1日
國民黨政府加劇對台灣電視台的箝制，限制台語（福建話）電視播放時間一天不可超過一小時。
1976年1月8日
國民黨政府推出《廣播電視法》規定台灣電台廣播的播音語言「應以國語（北京話）為主，『方言』（閩、客語）應逐年減少」。
《聯合報》報導台灣新聞局規定閩語、客語廣播節目必須逐漸減少。
1979年9月7日
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推動「講華語運動」。公共廣播禁止使用中國南方閩、客、粵、潮、瓊等語。該運動宣揚漢民族主義的語言觀念，把華語（北京話）等同於漢語，中國南方諸語都被降級為「方言」。該運動曾使用過的口號如下：
- 多講華語，少說方言
- 華人講華語，合情又合理
- 華人 · 華語
新加坡李光耀總理在1979年推動「講華語運動」時以「多講華語，少說方言」作為口號。
「講華語運動把中國南方的語言說成是北方話（華語）的方言，無非是要消滅掉新加坡華裔真正的母語。事實上中國的『方言』根本就像英語、德語和丹麥語那樣屬於不同的語言。」
—《經濟學人》2020年2月22日
1980年3月22日
雪蘭莪中華總商會仿效新加坡政府，在馬來西亞也發起「講華語運動」。支持推動的團體包括各報業媒體、教師工會。在漢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之下，就連福建、海南及潮州會館也有參與。
福建、海南、潮州會館在漢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也加入推廣北京話的行列。
1980年4月27日
台灣新聞局長宋楚瑜指示電視台必須逐年減少播放台語（福建話）節目，直到全部以國語（北京話）播出為止。
1985年12月16日
國民黨政府嘗試在台灣推行《語文法》規定在三人以上的公共場所不可以講台語（福建話）和客家話。違規兩次會被罰款三千至一萬元新台幣。
2000年10月31日
中國推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以加強限制地方語言的使用領域。使用地方語言播音之前得經廣播電視部門批准。
中國政府推廣普通話（北京話）時，採用了歧視地方語言的口號：
- 說普通話，做文明人
- 說地地道道普通話，做堂堂正正中國人
- 說普通話，寫規範字，做好學生
- 樹立語言規範意識，提高民族文化素質
- 祖國語言美，請講普通話
說母語就不文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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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閩南語在閩南地區已逐步被普通話取代，但晉江博物館仍舊不停在推廣普通話。（由施仁傑攝於2024年）
2004年10月18日
中國廣播電視部門發出《廣電總局關於加強譯製境外廣播電視節目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停播地方語言譯製的境外廣播電視節目。
第十章
如何重建母語？
語言的生命
語言的存亡跟語言的使用領域有直接的關係。若某個語言的使用領域很廣，如在國際事務、政府行政、教育以及公眾領域上都廣泛使用，該語言就屬於健康；若使用範圍被局限於家庭領域或朋友之間的日常交談，滅絕風險就更高。
語言的使用範圍越廣，詞彙的數量就會增加。當長輩停止跟年輕一代說自己的母語後，該語言便會在一兩代之內滅亡。
語言大換血
漢民族主義為當權者提供無限制推廣北京話（華語或普通話）的理由，使到北京話得以擴大其疆域，侵佔了其他語言的傳統地盤與使用領域。公共資源和私人界財源幾乎全部都花在發展及推廣北京話，剝奪了發展其他語言的發展資源。
公共領域，尤其是學校教學媒介語被北京話佔據，大大降低了地方語言的社會地位與價值。
小孩的語言習慣是年幼時就定下來的，而學校在培養小孩的語言習慣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許多父母為了讓孩子們能在學校的表現更傑出，被迫自小就跟孩子說學校的語言。
當權者積極推廣「漢族一體，只有一語」的觀念，導致北京話（華語或普通話）不斷侵佔其他語言的生存空間。
逆轉現有政策
大量的漢語在短短的幾十年內被消滅殆盡，乃人類語言文化史上的一場浩劫。
若大眾不對語言與民族的概念進行反思，也不立即改變目前的語言政策，大量漢語將在中國大陸、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地消失。惟有恢復這些語言的原有地位，在學校與公共領域恢復其用途，才能避免這些語言成為絕響。
至於馬來西亞，我們主張為語言分區，按照「屬地原則」在某一城市或區域推廣某一南方漢語，即在檳城推廣福建話、在怡保推廣廣東話，以此類推。我們不支持按「屬人原則」，即針對個人血統、籍貫推廣，以避免多個語言在同一區域內競爭。如此才能擴大這些語言的使用範圍，讓它走出家庭領域，扮演大眾語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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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¹ Handel, Z., 2015. Dialect Diversification, Major Trends. In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General Editor Rint Sybesma. http://dx.doi.org/10.1163/2210-7363_ecll_COM_000303
² Xue, F., Wang, Y., Xu, S. et al., 2008. A spatial analysis of genetic structure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China reveals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maternal and paternal lineages. Europe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16, pp. 705–717.
³ 平山久雄，2002，〈從語言年代學看閩語的地位〉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硏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頁4。
⁴ McLeod, M., Nguyen T., 2001. Culture and Customs of Vietnam. Greenwood Press.
⁵ 游汝杰，2002，《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黑龍江教育出版社，頁18。
⁶ Mair, V. H., 1991. What Is a Chinese “Dialect/Topolect”? Reflections on Some Key Sino-English Linguistic Terms. Sino-Platonic Papers 29.
⁷ Mair, V. H., 2013. The Classification of Sinitic Languages: What Is “Chinese?”. In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Beyond, pp. 735-754.
⁸ Chow, K., 1997. Imagining Boundaries of Blood: Zhang Bingli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Han “Race” in Modern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4-52.
⁹ Sim T. W., 2002. Why are the Native Languages of the Chinese Malaysians in Decline?. In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4(1), pp. 62-95.
¹⁰ Mair Victor. H., 2003. How to Forget Your Mother Tongue and Remember Your National Language. Pinyin.info. http://pinyin.info/readings/mair/taiwanese.html
¹¹ 宋欣橋，2013，〈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集思廣益：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第四輯，頁227-236。